福绵：“世界裤子之都”的兴盛与危机

　　不太宽阔的街道、成排笔直挺拔的棕榈树、缺乏规划拥挤在一起的不高的楼房，乍看上去，这只不过是个缺乏特色的中国岭南小镇。

　　可一旦深入到这些楼房，你将会被震撼：数百人密密麻麻拥挤在一层楼房内，每人面前一台缝纫机，身旁是一堆碎布料，小孩子在忙碌的女织工身旁嬉戏玩耍，巨大的落地电扇吹出难以形容的布料的味道，塞着耳机的年轻工人将布料从针脚下推过，将周围的一切置之身外……

　　这里是福绵——中国广西玉林的一个罕为人知的小镇。但这里的1600多家服装企业，每天生产出30万条廉价的牛仔、休闲裤，每年生产出2.1亿件服装，填塞了中国为数众多的乡村市场，行销东南亚、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容纳近10万从业者，堪称“世界裤子之都”。

　　或许是因为福绵非凡的成就，玉林市政府已经计划将这个镇扩成直属市政府的区。

　　“裤子之都”的源头，需要追溯到30年前，一把剪刀开始的创业传奇。

　　一把剪刀闯市场

　　现在大多数时间，钟衍龙都是在福东村委会办公室中抽抽烟、喝喝茶、忙忙村里的事，但当提到他的创业往事时，他仍会止不住眼睛放光。

　　福绵的服装加工风潮，起自街上一家国营裁缝铺裁缝陈德清。1979年，陈德清拿着布票在百货大楼买布，然后剪裁成衣服拿到本地圩镇上卖。看到陈赚钱后，附近的农民纷纷放弃上山打柴的营生，群起而仿效之——虽然这在当时颇有政治风险。

　　但对当地人而言，这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。彼时的福绵，地少人稠，多的村人均不过一亩五六分地，少的不到三分，连温饱都解决不了;而玉林国有企业又少，根本无法容纳人口就业。

　　事实上，另一个日后名震世界的服装之都——温州，情况也差不多与此类似，而他们也是在这个时候起步、创业。

　　钟衍龙是最早加入仿效陈德清做服装加工的人之一。时至今日，他仍清楚地记得，当时还是村里民兵连长的他，拿着143块钱凭票在供销社购进他的第一批布料——上海产的。然后，再买来一条裤子拆开，用印版纸比照着画出版样，再照着版样用剪刀剪裁布料，最后再缝上，一条裤子就算做出来了。

　　“缝出来后，自己试穿一下，不舒服的地方，再改一改。”钟衍龙说，“不像现在，都是电脑设计、机械剪裁，一版下来就是几千条……剪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。”

　　最初的情形是，钟衍龙和夫人——起做衣服——做中山装、国防装，一般做3天、十几件衣服，再出去跑一天——踩着单车把衣服拿到圩镇上去摆地摊儿，民警蓝、军绿色的衣服卖得最好。

　　最初的情形是，钟衍龙和夫人——起做衣服——做中山装、国防装，一般做3天、十几件衣服，再出去跑一天——踩着单车把衣服拿到圩镇上去摆地摊儿，民警蓝、军绿色的衣服卖得最好。

　　看到一家做衣服赚钱，周围的人就跟着学、做，很快做衣服的人就多了，附近福绵、福东、福西三个村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开起了服装作坊。“慢慢福绵的服装加工业就如滚雪球般做大了。”钟衍龙说。

　　这使镇上的供销社，甚至玉林市的百货大楼布匹吃紧，必须要到广州等更远的地方进货。由此催生福绵的第一批服装公司——个体户合伙成立公司进布，可以降低成本。

　　1985年前后，福绵第一批服装个体户成立公司。钟衍龙也出资25000元和另外十几个服装个体户共同凑了40万元，成立了福联公司，并担任法人代表。

　　“成立公司主要功能是批发所需布匹，方便个体户做服装。”钟衍龙说。在这期间，他先是到广州西樵市场进布——先坐车从玉林到梧州，再从梧州坐船到广州，第一天去第二天回，隔几天就去一趟;之后慢慢扩展到沙市、苏州、杭州、上海、西安、咸阳、洛阳、开封、青岛、北京，最远的到过佳木斯。其中，去得最多、住时间最长的是湖北沙市。

　　“当时这些城市的纺织厂都是处于过渡时段的国营公司，大量布匹积压，特别是沙市，很多公司去要货都不好要，但我们这些‘土八路’都是付现金，很容易拿货。”钟回忆道，布料进回来后，再转手卖给福绵的服装加工作坊。

　　“没有钱，先赊给他们，支持他们做大。”钟说，从1985年到1995年，整整十年间，福绵的服装业可谓是“八大公司的时代”。包括福联公司在内的八大公司，7家在福东村。{page_break}

　　沙河市场2/3摊位由福绵人租用

　　随着福绵服装加工业的迅速发展，最初赶圩镇摆摊儿卖服装很快变得难以为继。不过，福绵人很快找到了新的市场——与其相隔8公里的玉林市。

　　先是在玉林市的解放路摆摊儿，很快人多得摆不下，就扩展至玉林南城百货大楼、水电局附近那条街;又摆不下后，玉林市就在1980年代末建了专业的服装批发市场——龙船市场。龙船市场容纳不下后，又新建了工业品市场。

　　1996年，玉林工业品市场开业，可容纳一万家客户，当时温州还派人过来参观学习。很快，这个市场的销售额就排到了全国第三。一度，玉林回笼的货币比广西首府南宁都多。

　　对于摆摊儿的“老板”而言，最初是在街边摆地摊儿，每天交两块钱摊租、两块钱的税;然后发展到搭个棚子，最后再租个门面。

　　最初的顾客，也都是买了福绵的衣服自己穿。后来就有人做起了批发的生意，甚至广州的客商也跑到南宁来要货。1988、1989年后，福绵的衣服在满足玉林本地市场后，开始转战南宁、柳州、株洲、广州。

　　“当时，听说这些地方有摊位，政府帮忙牵线，福绵的衣服就打到广州去了。”钟衍龙说，高峰时期，广州沙河服装市场有近2/3的摊位都是福绵老板租用的。

　　“到广州就了不起了——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广州进货。”钟衍龙说，这些客商在广州进货时慢慢知道服装是玉林福绵产的，就转到玉林来批发——这直接催生了玉林工业品市场的繁荣。

　　再后来，客商就直接杀到福绵的厂子里来进货。“尤其是2005、2006年的时候，外地来的老板都驻扎在福绵的村子里要货，红火的不得了。”钟衍龙说。

　　最红火的2008年，根本不用去广州摆摊，无论出多少裤子都不够卖，客商都住在村子里，不发货不走——而以前，这都是一个电话就能决定的事。

　　“福绵的服装加工之所以做得红火，关键是劳动力比广东便宜，才能去广州占住山头。”钟衍龙说，玉林不产棉花，布料全部从外地进，自己开厂加工，卖出去还能比别的地方便宜，吃的就是劳动的力的钱。

　　服装加工业的兴旺，也带来水洗、辅料等配套产业的发达。一个生产纺织用线的公司，就可在几年间由零做到上千万的产值。水洗厂，更是多得不计其数。

　　第二代不愿子承父业

　　1995年，是钟衍龙人生的一个分水岭：这一年，福绵的服装加工告别剪刀时代，转向机械化、规模化经营，小作坊一去不返。

　　这带来的后果是，各服装厂抛开“八大公司”自己去佛山南海的西樵、绍兴的柯桥进布料。

　　广州、常州、无锡的一些布匹公司，这时也把销售公司开到福绵。甚至连福建的服装辅料公司也挺进福绵。

　　这使包括福联在内的“八大公司”在1995年消失。钟衍龙则在1999年当选村委会主任，并于次年重拾旧业，做起了服装加工。

　　“但我做的不大，一年几万条的产量而已，但人家大的厂子，一年都是几十万条的产量。”钟衍龙感叹道，“后来者居上啊。”

　　然而，更让他感叹的是，“接班的接不上。”这在福绵是普遍情况——第一代创业者大多已年近花甲，而第二代大多不愿子承父业。

　　“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一行，只剩下年纪大的人，招工就不太好招，只能涨工资，这样成本就上去了。”钟衍龙说。

　　而由于福绵的服装产业长期位居低端市场，30元左右一件的服装占很大比重，单价五六十元的就是“中高端”产品，利润微薄，很难承受人工上涨的压力。而临近的越南、柬埔寨，劳动力成本低很多。钟衍龙认为，近两年福绵服装销量下滑就与此有关。

　　“现在福绵的服装业越来越难做，虽然温饱不成问题，但要往高处走蛮难的。”一位已经转型了服装业人士的感叹道，福绵服装业的落后之处在于不做品牌，以为有订单做就可以了，根本没考虑更多。

　　福绵地方政府并非没有推动当地服装企业升级、走品牌化之路，但却步履维艰，至今没有诞生一个知名服装品牌。

　　“市场到顶了，怎么办?”钟衍龙自问自答，有的转型——做地产、办小贷公司、开KTV;要的向外淘金，去南宁、去非洲、去迪拜;也有的在做裤型创新。

　　“我们也不知道老板们是怎么想的，但他们要生存，肯定会想办法的。”钟衍龙说完，猛吸了一口香烟。